疾病是一种最不受人欢迎、但人人都能体验的人生基本经验，它作为人类共同的不幸，最容易激发人天性中的同情和怜悯。疾病将个人和社会置于一种特殊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解除了人的各种异己的社会关系而中心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充满同情和爱的关系。它的暂时性使人们的感情有可能是诚挚和真实的，它的普遍性使人们的感情有可能超越阶级的集团的和民族的关系而产生共鸣。主情的文学艺术正是充分利用人没的这一普遍心理规律，在各自的领域内对各式各样的疾病进行了广泛的多姿多彩的描写，较大限度地展示了疾病的艺术意蕴。

                       一
    我们根据疾病描写在作品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以及作者描写疾病的不同目的，将文学对疾病的描写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表现疾病的生理意义。
    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疾病描写。它在文学中主要有这么几种作用：其一是作为更深层次的疾病描写的基础。疾病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含义是属于生理的，文学中任何层次的疾病描写都是在生理意义的疾病描写的基础上向某个特定意义方向的隐身和阐发；没有生理意义上的疾病描写，也就没有更深层次的疾病描写。当然，既然这种疾病描写的意义是指向它的引申意义，这种疾病描写就不直接着眼于肉体的物理化学的客观状态和变化，而着重描写疾病与引伸义有关的部分，有意识地引导读者从生理上的疾病出发，更深入地思索它所内含或象征的某一特定含义。其二是作为情节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以医生和病人为主要人物的作品中，疾病描写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还出现一些病理学似的描写。这是因为当作品的某些情节涉及疾病的某些病状和病理，而且其中的某一点是一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原因时，一段病理学的疾病描写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当然这种疾病描写的目的与医学著作不同，在语气、措辞、行文描写上也肯定有所不同。其三，生理意义上的疾病本身作为人的一种不幸，也是文学描写人的命运的内容之一。当然，当自然意义上的不幸作为一个人的不幸的主要或全部内容时，它的文学意义就是有限的。在文学作品中，一个人的不幸的自然性因素越多，社会因素越少，它的文学意义就越少；而它的自然性因素越少，社会因素越多，它的文学意义就越多。它的文学意义是与它的社会性因素成正比的。因为文学描写主要是描写社会意义的命运的。自然意义上的命运不是文学的目的，至少不是文学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社会性因素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角落，人的自然意义上的命运（生老病死）已经不是单独存在的事物了，它在不同程度上鱼人的社会意义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只要看关于不同的国家的疾病的发病率、人口平均寿命的统计就可以知道）。所以，自然意义上的命运的疾病描写，在文学中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作为局部的、片断的描写存在。同时，在不幸的内容上，它主要强调疾病给人带来的痛苦，包括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所以它在文学中较多的是疾病的某些症状的描写，而对病理则较少注意或不予以注意。

                       二
    文学对疾病描写的第二个层次，是表现疾病的社会意义。它是从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解释人的疾病和疾病的意义。这显然比只从生理上解释人的疾病不管是从医学意义上还是从文学意义上都要深刻得多。弗洛伊德曾批评那些只从生理意义上解释疾病的医生：“你们常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之上，用物理化学来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解释，而从来不稍稍注意于精神方面的生活，不知道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①文学作品主要从社会意义上解释疾病，对疾病作病理学以外的“精神方面”的解释，就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在这里，描写疾病的目的不在疾病本身，而在社会和人生；描写疾病作为手段主要着眼于它所内含的或象征的社会意义。这在许多文学家的笔下呈现着纷纭灿烂的景象。有的通过描写疾病的产生过程和人与疾病作斗争表现人物崇高的献身精神和非凡的意志，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谌容的《人到中年》；有的通过描写病人对自己疾病的漠视和随意表现人物的悲观、超脱和对人生的深沉幻灭，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有的通过描写疾病的产生和疾病给人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反映那个社会对人、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例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的通过描写不同人对疾病的不同态度反映人们对生活的不同理想和追求，不同心理素质的人的精神力量的差异，例如乔雪竹的《遗忘在病床的日记》；有的借疾病的空间意义象征社会，作为社会的缩影来完成自己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意图，例如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疾病的社会意义的描写较出色的要数张洁的《方舟》。它描写的是三个女性的不幸和她们的艰难奋斗。小说开头就是一段对人物之一荆华的腰椎骨类风湿病的描写。作者把这一段疾病描写放在作品开头，作为向读者介绍人物的起点，首先就在读者的心灵中唤起一种真挚的人道同情，也为人物顽强的拼搏和不懈的追求作了悲剧性的暗示。小说第四章有一段描写是《方舟》最成功的地方。荆华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把五千块蜂窝煤搬上楼后，腰病发作，她倒在水池旁不能动弹。无情的风雨从窗口猛烈地打在她身上，她挣扎着在湿淋淋的地板上艰难而艰苦地蠕动；惊雷、闪电、豪雨、虐风，似乎都在无情地抽打虐待荆华，又像在为这顽强而不幸的女人愤怒申诉。这一段是小说最悲壮的一幕，肆虐凶恶的背景和环境衬托着荆华的坚强带有一种崇高感，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又深深地隐藏着作者对造成人物不幸的环境的不满甚至愤怒。很明显，荆华的腰椎骨类风湿病的描写在这里包含着丰富的指归在社会的意义。

    如果说，《方舟》对人物的疾病描写还主要是对人物的悲剧意义作了一种象征的暗示和气氛的渲染，那么《红楼梦》林黛玉的疾病描写则直接反映了一种社会的内容。《红楼梦》对林黛玉的疾病描写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林黛玉这个弱女子的深切同情和怜爱，让这种最基本的同情和爱作为理解和接受林黛玉那非凡的性格的基础和起点。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从一种最近迫的意义上表现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红楼梦》每当写到林黛玉的病时，总夹杂着林黛玉对她与宝玉爱情的绝望心理的描写。这种特殊的情节安排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作者的意图显然在于：暗示黛玉的病和她的爱情悲剧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领悟到了的，他直接指出黛玉的病是“心病”。人们都承认以后四十回最成功处就是九十八回黛玉气绝的描写。它的成功就在于把黛玉病死安排在她的爱情宣告终结的时候。时间上的契合暗示着二者的联系，黛玉之死的意义指向对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批判，从而赋予黛玉之死以丰富的社会含义。纯粹的疾病带来的死亡不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死亡只有联系了社会的原因时才能与悲剧是同义语。联邦德国当代学人维拉波·兰特曾给文艺学家们提出一个问题：“疾病是否可以被写成一种对社会关系已经发生的偏离状态的表露，得把这种偏离视作疾病的本源，或者首先是疾病成了关系变化的原因？”②我们通过观察林黛玉和她的病，完全可以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疾病的意义决不仅仅是生理的，它本身包括着或象征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看到疾病作为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而没有看到社会关心也能成为疾病的原因，那将是对疾病的一种极其片面的认识。

    由于疾病对人的否定意义，文学对疾病的社会意义的描写更主要的是表现对社会的批判意图。仅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鲁迅的《药》、《伤逝》、《孤独者》（那些愚昧的平民和知识分子），茅盾的《蚀》、《腐蚀》（那些躁动不安的新女性），巴金的《家》、《寒夜》（那些善良而不幸的青年），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那些忧郁而热情的少妇），郁达夫的《沉沦》、《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那些神经质的落魄者），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雕塑》、《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那裸的都市病妇和孤独的男人），……这些旨在批判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其疾病描写无不是以社会的黑暗腐败为前提的；它们从各自的特殊角度运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对那个郁闷和腥臊的社会作一种按耐不住揭露和控诉。虽然它在愤怒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但这种无可奈何本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势力对作家艺术家的心灵压迫。病态的心理正是病态的社会的投影和表征。

                         三
    文学对疾病描写的第三个层次，是表现疾病的生理审美意义。

    如果说，文学对疾病的描写的第一层和第二层主要是从疾病对人的生活价值的贬值的角度着眼的，那么这第三个层次则主要是从疾病对人的心理升华这个相反的意义上着眼的。作为审美对象的疾病，人们在一定程度和时间内抛开它对人的生理上肉体上的功利意义，主要着眼于它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诗化影响，着力表现人在失去健康状态下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

    疾病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作了一种超越一定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调整。病人因为失去健康而自然地放弃了他在健康时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无情地剥夺了他在健康时自然拥有的一些基本权利。社会对病人，一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同情人道，另一方面又必然表现出无情的遗忘和轻视；疾病一方面使人倍感人世间的美好和人们的善良，另一方面它的摧毁力和社会的必然选择又使病人要承受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病人既厌世又恋世，既希望远离人群又渴求着爱；他们充满羡慕和嫉妒地看着周围的人们来去匆匆，伤心地接受着人们有意或无意瞥过来的充满同情和怜悯（有时也不排除是厌嫌的）一眼。这一切都使病人的自我意识变得尤为强烈和敏感，甚至社会和亲人对他们挚诚的关怀和同情也使他们产生可怕的猜疑和强烈的反感，因为这种关怀和同情本身正客观地说明他们是病人。正是在这种深切的自卑和恐惧中，他们轻易地闭上了自己心灵的大门，他们如此伤心地感到，只有他们自己才真正关心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真正爱自己。一种自怜自艾的柔情使他们在深切的辛酸中获得某种充满孤独和寂寞的慰藉。——病人的情感发展到这地步，疾病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就产生了一种蜕变，一种飞跃。对于病人的心理来说，它不再是人的一种否定，而是一“刺激生活，刺激丰富多彩生活的兴奋剂”，一种“虽然充满痛苦，但能获得精神升华的生命浓缩状态”。③它启示着、呼喊着病人对生活的留恋，对人、对人类和自身的爱，一种升华的，超逸的审美感。人往往在单身只影时才会这么深切地发现自我，人往往在孤独和寂寞时才会感到一种自我得到肯定和实现的欣慰和充实。我们所说的疾病的审美意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孤寂中的自我观照带来的欣慰和充实。疾病把人从纷纭的现实中拉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中，拉回到这虽然叫人沮丧却也充满人情和温暖的病床前，疾病向人们证实了那个荒唐、利欲熏心和辛苦劳累的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充满柔情、充满爱情的自己。疾病本身是叫人讨厌和憎恶的，但这种由疾病产生、与疾病同时而来的内心生活使人可能获得情意缠绵的体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主人公病后有一段自述：“有时困在整日沉静寂的沉思里得到了点哀戚，但这淡淡的凄凉，却更使我舍不得扰乱这情调，似乎在里面我也可以味出一缕甜意一样。”波特莱尔说：“我的确认为‘欢悦’是美的装饰品种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却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类会没有‘不幸’在其中。”④一位美学家说得更彻底：“世间无论多么可怕的境遇，都没有不能暂时放开怀抱在审美的观照中求得慰藉的。”“最悲惨的情景在审美中也可以失其苦味。”⑤显然，要实现这种审美化过程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普通人只能看到恶和丑的疾病中感受到一种审美心境，一种“甜意”，一般心理品质的人是难以实现这种心理升华的。它只能发生在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艺术气质较为浓郁，自我心理观照能力较强，内心生活十分丰富而微妙的人身上，尤其在性格内向、在感情上受到某种压抑的忧郁质的人身上更为常见。这是一种高智能的心灵探寻，一种高级精神生活，一种从审美的角度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并陶醉其中的诗人之情，一种对人生、对宇宙幽思冥想终于大彻大悟的哲人之思。

    在浩渺迷蒙的美学宫殿中，我们格外注目于一种特殊词语，这就是“病态美”。这是一种将疾病与美直接融合在一起的词语，它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概括了文学对疾病审美意义的描写的美学基础和心理基础，为文学中疾病描写的审美意义作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注脚。一种词语就是一种文化积淀，它是一种概括，一种提高，一种对事实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因此，“病态美”一词在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意义上证明这我们关于疾病审美意义的叙述的科学性。在审美形态上，它是柔弱的而不是刚强的，它是幽婉的而不是豪迈的，它是深密的而不是疏朗的，它是凝重的而不是轻快的，它是含蓄的而不是直率的。在文学中，它的纤弱袅娜和脉脉含情之类使它总是与女性美描写联系在一起。病态美作为一种阴柔之美与女性美属于同一美学形态，在情调和意蕴上具有很多的相似相宜。冰心在年轻时写的《往事》（二之三）集病态美描写与女性美描写于一体的优美散文。它所描写的那凝静、超逸与庄严的山中月景既不宜与将军夜猎，也不宜与燃枝野炊，既不宜于爱友话别，也不宜与高士徘徊，而只宜于“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这是一种美得叫人伤感的奇思绝想。这青山夜景的空灵和飘逸是由这些女孩所点染，这些女孩子的清澈情怀又是由她们的病所滤就。月、人、病在一种深切的超逸和幽婉中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凄婉、哀艳的意境。这种意境是在这些女孩与这山中之月的和美中诞生的，是在她们的女性美和病态美的交融中孕育出的。试想想，这篇散文若不是写这些病中的女孩子，而是一些健康的、活泼的女孩子，能有这么一种纯净中带有一丝忧伤，空灵中渗和一丝清凉的凄美境界吗？实际上，这种病态美作为一种与女性美和谐的存在，在文学中确实为一些女性形象增添着一些特有的娇媚之态，所谓“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过去，我们常把文学对女性这种“病态美”描写成为颓废和腐朽情调，其实，作为人类特定性别的代表，女性有权在性别特征和性别美上进行自我代现。文学对疾病的这种审美化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疾病的一种充满人的自觉自由意识的否定，对生活最真实最动人的乐观。只要不是矫揉造作和排斥医疗科学，这也是我们每一位热爱人类热爱生命的人应有的对待疾病这种无可回避的不幸的态度。

                       四
    文学对疾病的描写的第四层次，是表现疾病的生命意义。

    疾病是直接指向死亡的，哪怕是最轻微的疾病也可导人最宝贵的生命的终结。疾病把人们从浮华的世事中无情地抛出，逼使人们正视死亡。疾病以自己绝对真实的感觉告诉人们：你也可能会死。文学对疾病的这种死亡意蕴的描写往往使文学增加一种凌厉的力度。在对死亡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中，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人的生命得到锤炼。——这就是疾病的生命意义。

    在病床上，面对疾病及其带来的死亡的阴影，人们往往会重新思考人生及其意义。疾病使人们暂时离开甚至隔绝了那个纷杂烦恼的世界，以一种“局外人”的目光冷静地观察病房外的人生。生活中的忧愁挫折以及欢乐和得意，此刻都屏在病房门外，病人可以用一种超然的、理智的，哲人般的深沉来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疾病预示着死亡就在眼前，病人在一种紧迫中感到这种人生意义的无比严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撕开推向灵魂的最深处。这是一种极真挚、不参杂一点矫情的人生反省，一种对生命价值意义的顽强追寻。还有什么比生命即将失去时更需要这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生命肉体的有机存在，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人对生命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声明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生命是由肉体和精神的二元构成。没有肉体的精神是子虚乌有，没有精神的肉体是行尸走肉。疾病促使人们把生命的意义上升为一种这里的沉思，使人们如此贴近地感受到生命的庄严和辉煌。它充实了生命，升华了生命，在疾病中，“我们不仅获得了对于疾病的诠释，而且获得了关于健康、人的存在以及生命的意义的目的的各种人生观的精华。”⑥正因为如此，那些把探索人生意义作为自己创作目的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那些追求深邃的哲理效应的作品，总是把疾病描写作为自己常见的主题。我们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鲜明的艺术形象揭示共产主义人生观。作为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它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化为赤裸裸的说教，而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从人物对生活的切身感受中揭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长期艰苦的战斗和工作中身患重病，医生已经宣布为难治之症。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郊外大海边，面对自己战友的坟头和墓碑，认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对生命的意义作了一次严肃的思考：共产主义事业是无限的，而自己的生命却在疾病的阴影下变得如此短暂，但只要把自己的生命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那也就无愧于自己的生命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作者在病床上完成的，显然保尔•柯察金的这种对疾病、对死亡、对人生的意义的思考是带着作者自己心灵世界的痕迹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作者在病床上发奋著书的精神力量的艺术表现。

    当我们知道疾病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时日不多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像牵扯着即将别去的爱人的衣襟一样，我们多么想牵扯住生命！1936年8月23日，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夕，在高烧和昏迷中，鲁迅先生写下了他对于生命的无限眷恋和渴望：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进行着也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生活着，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⑦”

    鲁迅几乎终身受着疾病的折磨，死亡的阴影始终追随着他。但是“每当病后修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⑧这种“赶快做”的自我告诫，以及那种“动作的欲望”，都是疾病的生命意义对人的生命意志的激发的表证。。疾病刺激了人的生命力；生命在疾病的威逼下一天一天走向终结，唯有紧紧抓住生命的缰绳，作生命的最后一搏。病人往往积聚了一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最后一段生命历程，所以这最后一搏往往焕发出惊人的生命能量。那些被癌症判处了死刑的人又并不是个个都瘫痪在病床上的，许多人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生命，把生命的长跑改为“短冲刺”，让生命的最后能量爆发性地发出最后一道光芒。这是最灿烂的人生。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顽强的生命意志使恶魔般的疾病失去恫吓力。

    当然，疾病带给人们这种生命激扬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性。这种在深切的痛苦和忧惧中体验到的悲剧感赋予文学一种无比深邃的悲凉品格。悲凉是一种最有力度的审美心境，人往往在对人、对生命产生最深的认识和最深沉的爱的时候产生一种悲凉感；人生的全部经验都融汇在悲的心境中。它既有对自然必然性的超越，也有对自然必然性的敬畏，它既有对不幸悲哀，也有敢于直视不幸的崇高。疾病的生命意义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展开和延伸，从而成为悲剧文学永恒的主题。

    是的，疾病是对生命的否定，在自然逻辑上它是必然指向死亡的，我们对疾病的顽强反抗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悲剧的色彩。但正是在这悲剧性的反抗中，生命焕发出它的无比辉煌。

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②③⑥《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④波特莱尔《随笔•美的定义》
⑤乔治•桑塔耶纳《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