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动机总是和需要形影相随，人有某种需要就会产生相应的动机。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认为，人有多种需要，这些需要产生了人的实际活动的许多动机，那么作家进行审美创作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强烈的审美创作需要呢？笔者认为：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艺术家的苦闷的心理状态。这种苦闷积聚在作家心里，长期受到了压抑，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通过文学创作才能把这种苦闷宣泄出来，在自己的心灵世界创造出一个艺术的世界，在宣泄过后找到一个心理平衡点，找到一种“替代性”满足，否则往往会造成一种身心的戕害。所以说，文学有时是种苦闷的象征，而这种苦闷来自个人也来自社会，作家通过创作宣泄苦闷，进而达到人格的净化。

一

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其著作《苦闷的象征》指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作家“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向人生的道路行进的时候，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凯的欢乐和赞美的事，这发出来的声音，便是文艺。”1在这里，厨川白村直接用“苦闷的象征”作为其文学理论专著的名称，明确讲出了文学是作家对心中苦闷的一种宣泄。翻阅一下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其实“苦闷宣泄”说在中西文论中早已存在，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认为圣人写作都是由于“意有所郁积”，所以作品是发愤之作。司马迁所说的“意”是含愤之“意”，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理想、愿望无法实现而郁积在心里的苦闷。后来的韩愈则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里的“不平则鸣”所“鸣”的同样是心中的不快之事，同样是通过文学创作来寻找心灵的平衡点，寻找一种替代性满足。在西方，弗洛伊德就曾经断言“一个幸福的人决不会幻想（指艺术创作），只有感到不满足的人才会幻想，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个对未满足的现实的校正。”2虽然我们并不赞同弗洛伊德用性欲本能来推导一切，包括从性欲的基础上来谈文艺创作，但弗洛伊德把文艺创作看成被压抑的欲望的升华形式，确实值得肯定，这种欲望的被压抑，就形成苦闷。悲观主义的叔本华，更是强调只有痛苦才能激发人的各种心智能力，这心智能力就包括文艺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苦闷宣泄说”则直接受影响于厨川的《苦闷的象征》，1921年，明权、丰子恺、鲁迅等都对《苦闷的象征》进行了译介，五四时期的作家们更在厨川白村思想的影响下，勇敢的用文学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冯至认为自己第一时期的诗“如果说它们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3郭沫若1922年8月直接定义“文艺是苦闷的象征”。郑伯奇指出“文学是‘太平的精华’的思想已经过时了，苦闷才是现代文学的原动力。”4苦闷一时间成为五四文学者的一大创作动机。其实苦闷主题的书写一直贯注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创作过程中，30年代的臧克家，“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都是在不吐不痛快的情形下写出来的，都是叫苦痛迫着。。。。。。”5诗篇《老马》演绎出一幅令人心酸的老马拉车图。“总得叫大车装个不够，横竖不说一句话”，苦不堪言，惟有忍受，“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依然保持沉默，“有泪只往心里咽”，虽然诗人对抗苦难世界采取一种“坚忍主义”的人生哲学，但通过诗作，作者被压抑的情感得到了发泄。在当代文学中，苦闷情感的宣泄也大量存在，文化大革命对作家人性的压抑，在作家心里积聚已久的苦闷，只需一个喷涌的契机，就会排山倒海般的宣泄出来，天安门诗歌不仅是战斗的武器，也是艺术珍品，许多诗作是人民苦闷情绪的表达，许多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之心”（童怀周语）尔后出现的“伤痕文学”，从文学思潮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以往生活中所形成的心理“伤痕”的一种倾诉。勿痈置疑，古今中外许多作家都谈到了“苦闷”，将其视为文艺创作的动机之一。

二

虽然作家较之常人在情感上更为敏感，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形成“易感点”，他们似乎天生就能捕捉到别人不能发现的生活细小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艺术家具有一种内向的性格，他与一个神经病患者相差无几。他是一个被过度嚣张的本能需要所驱策前进的人”。6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苦闷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苦闷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小到个人的不幸，如亲戚朋友的生老病死，大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些都能在作家心里形成苦闷，这种苦闷，往往就成为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动机。

第一，个人生活苦闷所形成的创作动机。作家是一个容易感伤的“感应器”，而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往往就扮演着“传感器”的角色，作家在体验这种生活不幸之后，感情便不能平复，只有创作才能让他宣泄或转移心中的郁结。而生活之中不尽人意之事十之八九，这些生活中的不如意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作家创作的内趋力，在作品中诉说自己的痛苦历程或是抒发痛苦心情，所以巴金才深有体会地说：“痛苦就是力量。”如大文人陆放翁因为爱情生活的苦闷而写下了《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诗人用“愁绪”、“离索”抒发了有情人被无奈拆散的苦闷。曹植在感受到兄弟之间的互相排挤而吟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绝世佳句。英国诗人拜伦，由于自身身体的残疾，在心里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受，自卑心理长期笼罩着他，但这种生活的不如意也激发了他通过文学来倾诉自己的苦闷心态，对于这种苦闷，他以作品中“拜伦式的英雄”的形象予以宣泄。在中国当代文坛，史铁生由于身体残疾而走上了创作之路，这种身体上缺陷造成的苦闷成为了他创作中动力，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以对残疾人坚强生活的描述来体现作者与厄运的抗争。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不幸与挫折的人，正如阿德勒所说，“他无法忍受他的自卑感”“努力设法要摆脱他们”。7可见，个人生活上的苦闷是文学创作宣泄的一部分。

第二，国家民族命运的生死存亡或社会政治的黑暗在作家心里形成的苦闷所带来的创作动机。中国传统文人素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品性，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灾难之处他们看得最深刻，而在政治上的无力，往往使他们无法实现通过“进谏”来参与对现存社会状况进行改良的目的，即使能“进谏”也往往不被统治者信任。投江自沉的屈子就是典型，司马迁在谈到《离骚》的创作动机时讲得很是有道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然怨生也。”8诗人屈原的苦闷，不是个人生活的小苦闷，是在国家民族遭受巨大灾难之时，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路的大苦闷。每一次国家民族的社会动荡都会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波澜，从陆放翁的“但悲不见九州同”到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民族的使命感和对人民的关切，他们的苦闷来自民族的灾难，人民生活的悲惨。中国近代的五四运动同样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变革，在经历了其高潮之后便慢慢趋于平静，特殊的时代氛围促成了不少新文学作家的“苦闷期”的出现。新文学时期的鲁迅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的处境中，感觉到了暂时迷途的苦闷，社会的前途在哪？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此时的鲁迅所要宣泄的苦闷主要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社会苦闷，于是在《彷徨》中，鲁迅道出了这种大苦闷。

当然，上述把作者的苦闷区分为个人的苦闷与社会的苦闷并不是绝对的。是个人生活苦闷占主导还是由社会现状而产生的苦闷为主因，只是在创作中因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而言，其实常常出现的情形是两者的交融。个人的苦闷往往包含在社会的苦闷之中，社会苦闷往往造成了个人的生活苦闷，有时，两种苦闷形成合力，如同“动机簇”一样，一起推动着作家的创作活动。鲁迅创作《彷徨》时确实主要与五四落潮时期社会普遍出现的苦闷情绪有关，但这一时期，鲁迅个人生活上的波动也加剧了他的苦闷情绪，与周作人的失和，被逐出家庭，与妻子朱安的毫无爱意，这些都是其苦闷的原因，李欧梵曾经这样评价鲁迅，“他的个人主义是被包装在创作中；惟有靠着创作这个方式，他才能将个人的劳苦与焦虑，借着社会这个大主题引领出来。”9 李先生的评说，点出了鲁迅创作中“个人的”与“社会的”共存性，苦闷既来自社会也来自个人。故而郭沫若曾称，“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10个人苦闷与社会苦闷是相通的。郭沫若在热情抒发自己澎湃的感情时也没有忘记“洪水时代”的社会苦难，在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三

尼采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强调艺术对人的疗救。这种类似的观点很多，叶舒宪在《文学与治疗》中引用了美国作家鲁·阿恩海姆的话，“用艺术来进行治疗，远不应将它作艺术的一个继子来对待，而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典范，它有助于使艺术又回到更富有成效的态度上去。”11作家通过在创作中的苦闷宣泄，泄导了“负性情感”，心灵也能得到净化。

弗洛伊德认为，人不能被实现的本能欲望在人的心理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作者显得郁郁寡欢，这种情绪有一种要发泄出来的趋势，人格心理学上称之为“自我防御机制”，“可以成功地保护个人免受焦虑的袭击。”12而文学创作恰恰让作家的这种被压抑的欲望得到了想象性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未能满足的愿望通过自己创作中的创造性想象而得以实现，在创作中负性情感得到了及时的疏导，作家的不良情绪得到了有效的调节。黑格尔说：“抒情诗人本来一般地都在倾泻他自己的衷曲。借这种倾泻，原来闷在心里的东西就解放出来，成为外在的对象，借此我们一般人也得到解放，正如眼泪哭出来了，痛苦就轻松些。”13如郁达夫《沉沦》中的作品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性变态心理，这些心理在个人人格中本是一些漳碍性的，甚至是畸变的因素，但作者将它成功地宣泄在作品中了，内心紧张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刘半农在《〈扬鞭集〉自序》中谈到他创作的原因时讲到“有时我独自里有个关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直到通体推敲妥帖，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地透了一口气”。14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就指出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有一种“恸哭诗体”，借文学创作来进行精神治疗。而相反，内心苦闷的无法宣泄，造成作家人格心理的分裂，这种惨痛的教训也不绝于耳，海子的卧轨，顾城的自杀，还有胡河清、徐迟的悲剧，无不昭示着苦闷的及时宣泄对于生活在各种压力下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文学创作，就是作家们苦闷宣泄的最好方式。

最后，笔者引用维拉·波兰特在《文学与疾病》中的论断，“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联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和医药神，因此他是作为和谐之神受人供奉。”15可见，文学创作中对苦闷的宣泄能帮助作家抚慰心灵的创伤。苦闷、宣泄、净化，产生了文学，形成了文学进而升华了作家的自身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