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比较文学内容纷繁的研究总课题中，本文仅涉及其中一个特殊的截面。然而对这一截面却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逐一作提纲挈领的论述。

 　　在比较文学中，“文学与疾病”这个专题既可以归入素材及题材的比较研究领域，又可以归入文学社会学的比较领域。就题旨本身而言，这个题目不仅是比较文学的，而且也是边缘科学的。由此而生发出——也许开始会使人感到惊异——对这个题目的带有医学性的探讨。

 　　疾病是不受欢迎的、而又是人人都能体验的基本经验之一。这个前提使下面的情况成为可能，亦即人们可以借助疾病引申涉笔一些经验和认识，这些经验和认识超越了生病这一反面基本经验。也就是说患病这一基本经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在文学介体即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意义丰富得多；在生活中，疾病几乎总是反面的，遭到排除和拒绝的。文艺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则试图解开疾病的意义之谜；他们不为疾病的不美或丑恶所扰，而是探寻它们文学形象的意义所在。他们试图看清事情背后的真相，描述它们的文学表现形式，并且研究这一素材和题材在国际上的关系与交流。

 　　下面谈到的各个方面并不是试图提供一个总体结果，而更多的是想在总体上昭示这一论题。这篇论文只是想推动进一步的研究。笔者深感遗憾的是，本文谈的偏重于部分地区，亦即西方，而对中国和亚洲文学涉及不多。

 　　 　　艺术与医学 　　

 　　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联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此他是作为和谐之神受人供奉的。如今，这一结合由于各自的专门化几乎为人忘却，而且西方世界对和谐的追求也随着世纪的更迭有所改变。当代医学更多追求稳定平和，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和谐实为鲜见。医学将本学科的目标转向达到生理、心理以及外界生活环境的平衡。同样，艺术原则和古老的和谐理想也几乎不再有什么一致之处。然而阿波罗迄今依然是医药神和艺术神之象征。

 　　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Heilkunst）”。尽管词义今非昔比，这个概念却仍然展示了原来那种紧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这种思想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比方音乐的医疗功能是古往今来众所周知的，如圣经故事中的大卫弹奏齐特尔琴，为生病的国王扫罗驱除郁闷。这一疗法今天被称为“乐疗”。

 　　与此同时，人们还试图通过写作或绘画方面的艺术表达，通过对艺术创造力的发掘来克服心理紊乱。人们希望通过音乐的和谐给病人带来心理平衡从而达到治病的效果，或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才能的发现来增强自己独立驾驭生活的能力。

 　　与此相反然而并不矛盾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同样有类似的颇为感人的观点，他论及诗人的“迷狂”借指天才艺术家的先知。亦即：柏拉图把艺术创造行为理解为可与迷狂相比的灵感之下意识行为。先辈诗人向其企求灵感的缪斯，人们依然把她们想象为阿波罗管辖下的艺术和科学之神。对艺术创作的这一理解就意味着把超验的顿悟看作艺术品的基础，即便人们今天不再愿意以备受尊崇的上帝启示来评价一个艺术品的真实品格，那么也应该把这一原始的观点记在心上。

 　　探索这一结合的历史网络及其在各文化间的影响会是很迷人的。然而，本文只是想就疾病和文学这个题目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一个综览和系统。

 　　 　　文学与疾病的种种联系 　　

 　　       a.患病的作家

 　　“文学与疾病”的结合，一下子就使人联想起问题的多种多样的角度和方面，想起那些著名艺术家，疾病促使他们创造了非凡的成就或者过早地丧失了创造力。人们也许会想起嫉世妒俗者和疑病患者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笔下怪诞离奇、嘲讽辛辣的世界画面；想起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精神错乱时创作的诗篇；想起鸦片嗜者E·爱伦·坡（1809—1849）的恐怖小说；想起精神分裂症患者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想起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一1922）和他的长年哮喘病；想起肺结核者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想起忧郁的斯维沃洛特·M·迦尔询（1855—1888）；想起宋代诗人陆游（1125—1210）虽然晚年多病，依然为国担忧；想起肺结核病使叶紫（1912—1939）过早离开人间。（文中提到的所有作家和作品纯属举例，并不表示某个方面的完整罗列。）

 　　精神病科医生根据弄到的传记和文学作品，写了关于许多作家的病症记述。其中有关于马克尤·德·萨得（1740—1814），乔治·G·拜伦（1788—1824），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1777—1811），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等人的。

 　　 　　b．患病作家的疾病记述

 　　不仅身缠疾病，而且还非常逼真地将疾病形诸笔墨的大作家中，有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作为癫痫病者深受其害，并将其表现于《白痴》中的艺术形象梅什金公爵身上，而且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幻觉和狂念促使居伊·德·莫泊桑命笔《奥尔拉》这篇小说，其经验根源于一种进行性麻痹症对他的折磨。格拉特·德·奈瓦尔在自传体小说《奥蕾丽亚》中展现了癫狂。尤金·奥尼尔将亲身遭受的肺结核反映在剧本《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的一个角色身上。美国女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的长篇小说《钟形的坛子》，将自己体察的本人的深重而最终导致自杀的郁悒形之于文字。约瑟夫·罗特这个奥地利流亡者和酒徒在他的小说《一个神圣酒徒的传说》中供认了自己的贪杯。弗吉尼亚·吴尔夫将她的抑郁搀和在长篇小说《黛洛维夫人》的创作中。奥地利现代作家托马斯·贝恩哈特多次将肺结核这个题材自传性地写进他的小说中去，如《严寒》、《呼吸》、《寒冷》。这类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这张单子还可以罗列下去。 　　

 　　      c.疾病题材和主题

 　　疾病题材在长篇和短篇小说、戏剧和诗作中的出现如此频繁，以致美国一九七五年提供的国际书目中，仅仅关于文学和疾病或医药关系的书目就超过了一千五百之众。在此只能作为例子遴选些许：J·W·歌德的剧本《托克瓦托·塔索》（抑郁症），格奥尔格·毕希纳的中篇小说《棱茨》（精神分裂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癌症），爱弥尔·左拉的《娜娜》（梅毒），阿尔贝特·加缪的《鼠疫》（鼠疫），托马斯·曼的《魔山》（肺结核），鲁迅的《狂人日记》（被追踪妄想症），巴金的《第四病室》（肺结核）。当代的被拍成电影的肯·基塞的《一个飞越布谷鸟窝的人》（精神分裂症）。另外还有保罗·魏尔兰的诗和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诗（他的著名的默居丛书）以及艾伦·金斯堡的《嚎叫》等等。

 　　 　　d．作家医生，医生作家

 　　综观西方文学史，许多名人既是作家又是医生，职业不分主次。《巨人传》的作者弗朗索亚·拉伯雷（1494—1553）是里昂市立医院的医生。阿尔布雷希特·封·哈勒（1708—1777）这个医学家又是他那一时代最后一位博学家，创作了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著名诗歌《阿尔卑斯山》，并写了一些政治小说。医生兼作家的约翰·济慈（1795—1821）本人就因为肺结核过早去世。安东·契诃夫（1860—1904）深信他的行医生涯对他的文学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把他临床获得的精神分析学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去。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8一1957）最初运笔是在急救医疗所行医的空闲时间。还有中国作家鲁迅（1881—1936）和郭沫若（1892—1978），在他们成为作家和诗人以前，也曾专攻医学。

 　　 　　e.医生作为文学作品主人公

 　　从文学作品主人公的职业身分看，医生无疑属于最常见之列，这一角色形象涉及医学、健康和疾病以及心理和生理痛苦的整个世界。 　　医生形象的塑造是丰富多采的：从正面的救死扶伤者——作为神的形象，到以批判的目光描写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医生——作为江湖骗子，乃至把医生刻画成狼心狗肺、凶神恶煞的撒旦形象，病人成了听天由命、束手待毙的牺牲品。

 　　 　　f.作家作为医生

 　　这里与其说展开，不如说提示的另一个方面是：作家视自己为医生的想法是屡见不鲜的。也就是说明作家作为（心理学）医生的功能。

 　　——一方面作家可以通过引人入胜的主观描写使读者与之视为一体，并由此给读者以引导和帮助。

 　　——另一方面作家又开阔他的诊断视野，把目光从确诊个人体内的疾病——这通常是医生的事情——扩展到确诊社会机体内的“疾病”。如果还没有走到开方治病这一步，那他至少试图揭示被视作“疾病”的缺陷和弊端。托马斯·曼曾把自己看作文化和文明的批判者，克努特·汉姆生也一样。两人都把疗养院选作小说发生地点（《魔山》和《最后一章》），为了从这个缩影世界中形象地诊断现实的“病原菌”。

 　　——第三方面就是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获得了自我治疗疾病或错乱的方法，并将其在他们的作品中展开描绘。

 　　从心理学角度看文学与疾病的关系

 　　下文论述的三个方面与主题有关，但只能看作我们的论题“文学与疾病”的边支，它们是：医学角度、创作心理学角度、接受心理学角度。

 　　1．医学角度

 　　从医学角度观察疾病和文学，它的兴趣不同于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由于文学可以对医学和社会学起辅助甚或启示作用，所以这种看法也该一提。

 　　a．敏感性 　　文学形象不但能深化对疾病的一般认识从而为病人解忧，而且还能使人理解人的这样的特殊境况：疾病、癫狂、孤僻、厌世、自暴自弃；对此只有知其然以后，才能加以人道上和医学上的必要的疗救。对疾病的知觉通过文学而更敏感，它能认识病人、“失常者”和错乱者的异样状况，并迅速判明变态，加以预防。

 　　b．医疗情况 　　文学作品能使医生对医生——病人——疾病这个三角的各端作各种各样的观察。医生可以从旁观察而不囿于偏见。病人及他的病史在文学中得到如此生动的描写，这是医生在任何教课书上都无法找到的。

 　　c．疾病的全面观察 　　通过对病人的社会关系、心理特征以及个性和社会前提的描写，文学就给医学这个通常只孤立地顾及病体的学科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现实；在文学中，对于人们心理和生理的天然关系以及文化、社会和个性的交叠，其视野远比临床医学广阔得多。

 　　d．文学的批评功用 　　病人对各种专门处理方法、诊断过程和治疗的反应，以及与医疗机构和康复设想的关系，同样可以在文学描写中得到表达；它们可以证实、批评甚至反驳临床诊断。例如，当时的医学界对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魔山》就有过强烈反响，对书中的医生形象表示反感，担心在疗养院的病人中引起不良后果和医学威信大跌。甚至人们传说，这本小说生活中的原型、达沃斯森林疗养院的延森博士因为这本书而提前退休。

 　　e.预知 　　文学表述也可能是一种医学知识的先见，有如格奥尔格·毕希纳的《棱茨》所示，在医学对精神分裂症还没有系统定论以前，一个作家就已经将这一精神病现象作了确切的描写。 　　需要强调的是，医学对文学作品中疾病主题的兴趣更多地具有实用性而不是审美性，这可以扩大医学家人类学知识的视野。

 　　2．创作心理学角度

 　　和扩大视野有关，同样也得评论一下创作心理学这个方面。它涉及到艺术作品、尤其是语言艺术作品的创作方式，涉及到产生原因和它的非美学功能。

 　　a．客体化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将自己痛苦与疾病的主体经验与病痛的一般经验加以描述。在他把这些经验用艺术介体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主观经验，并使之客体化。这一客体化过程扩大了文学作品的意义，并将其上升为一种有普遍性的认识介体。

 　　b．精神病理学与创造性 　　特别是探索艺术和疾病的精神病理学联系对医生不无意义。现在存在如下问题种种：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是否因为艺术家由于自己的疾病而产生一种扩大的、不寻常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非显露不可；或曰：虽然艺术家疾病缠身，但因为他以艺术家的气魄与病症作斗争，从而导致一件艺术品的出现。艺术天才是否通过疾病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的极限状况的体验而得到促进，或者因此遭到损害而局限到一个特定的领域。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件艺术品的非凡成就，是否并非根源于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隔绝，这种隔绝最终导致作者患病。另一方面必得一提的是，病人最初并非按艺术或美学标准进行写作，他丝丝入扣地写下他的恐惧和感受（如在回忆录中），这些写下的东西日后竟然会偶尔显露其艺术价值。这也许能用“艺术作为疾病的表征”这一概念来描述。在本文范围内揭示带病的艺术创作过程跟创作者心理和社会状况的所有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满足于取得一个概述。

 　　c.交流功能 　　这涉及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心理因素。“若是在折磨中缄默无语，／天神便告知我，我是多么难受。”托克瓦托·塔索在J．W．歌德的同名剧作中的这一台词便用诗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思想。艺术家成了人类苦难和悲惨境遇的传声筒，他试图用诗的语言来克服疾病，使之可以理解，可以使人感同身受，以此来保持受到形形色色的内因和外因威胁的交流。除此以外，他是否还能进入人们最终追求的那种有助于战胜疾病的自我医疗的认识过程，起初还不能保证。我们依然可以以歌德为例说明此理，他曾还从自我医疗的功用上看待《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创作：“健康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或对维特说：“挑我生存，选你离去”。他以虚构的主人公的死亡象征卡塔西斯（净化）的自我解脱。另外，鲁迅的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也说了同样的意思，只是更多地针对社会疾病而已。这也说明创作的交流功能还在于，它不仅使艺术家能表现痛苦，而且承受着痛苦。

 　　3．接受心理学角度

 　　a．通过阅读达到自我解脱 　　上文所说的文学的自我解脱的思想是与主题的接受心理学方面相关联的，因为治疗作用不只局限于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同样包括读者在内。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也可以引起疾病或者通过震惊、恐惧和冲动加深病情。《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在欧洲甚而在中国的接受就显示了这一反应。尽管如此，文学，尤其是疾病题材的文学描写对读者起到的治疗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对生活真谛、生活观念的揭示，通过激励战胜困难的信心，文学可为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出重大贡献。

 　　b．卡塔西斯 　　成为戏剧特定范畴的古希腊卡塔西斯观点引起了多少世纪的艺术理论之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的功用在于激发观众的恐惧和怜悯的感情，并由于这种激情而可能得到净化。莱辛则认为观众的怜悯和恐惧可以转化为伦理上的道德能力，这完全符合启蒙思想。现代诠释则从心理学和唯物主义的角度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说成是观众得以排遣的感情宣泄。卡塔西斯观点有时接近医学上对精神病人的休克疗法，这种疗法试图通过惊吓来治病。然而，作为对立面还一直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即完全怀疑卡塔西斯意义上的艺术创作对观众具有直接影响。需要切记的是，古典悲剧理论已经论及艺术在接受者中的美学功用和治疗功用的联系。

 　　c．书疗 　　上面这种努力还包含有一种治疗观念，曰书疗。当然这类研究还没完结，特别是通过文学、通过阅读有益书籍这种类型的治疗，尤需根据每种疾病的发生、形成过程和后果以及病人的生活环境而定。这种借文学来帮助人们平衡生活矛盾的愿望究竟有多强烈，当代西方的书市便是明证，那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然而经常是不可靠的“行动指南”。它们一方面加剧人们对疾病现象的神经过敏，另一方面可能对自我医疗作一些错误的或不可靠的引导，加深病人的自悲感。因此，书疗更多地是指运用世界文学中那些伟大的经典著作，从而使诸多美学范畴起作用。最后还得赞成人类的经验之谈，即：分担痛苦，痛苦减半。（德国有句谚语：分担痛苦，痛苦减半；分享欢乐，欢乐倍增。——译注）

 　　我们就以这一小节结束这个部分，文章最后的参考书目索引也许有助于感兴趣者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文学的疾病主题

 　　仅仅世界文学中疾病这个题目就包含了一连串各种各样的问题，下文要系统论及的有：

 　　1．a．界限的逾越 　　考察文学内涵的角度一般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原样的背离，因为艺术不等于日常一般，即便它现实主义地以现实为其创作根据。表现在艺术和文学中的常见的人类疑难问题，经验和感情，生理和心理状况以及幻想，它们并不一定非要从疾病这个角度去考察，然而却可以作为文学的疾病主题的发端，例如描写毫无节制、恣意纵情的状态，这种状态升级以后就接近于病态。之所以出现对这类作品的研究，因为这类作品中正常和异常之间以及健康和病态之间的界限已被超越。与这有关的问题是，界限在哪里？是否非有界限不可？作家在何处发现了它？是否由他定界限？还得继续问下去的是，谁来断定一部长篇小说中出现的“疾病”之所以为疾病？是医生还是作为叙述者的作家，或以一般众人的理解为前提，说什么是病态或曰不正常？

 　　b．生理或心理疾病 　　上文所说的疾病还得有所区分，看它们是否是实在地存在于病人的肉体之中的生理疾病，或者是否可以看作心理的或精神上的疾病，而没有生理上的原因或症状。

 　　c.事实与／或者比喻？ 　　名目繁多的疾病，从肉体受伤到机能障碍和传染病乃至身心疾病，还有精神失常和错乱，作为文学主题或题材，它们首先传导了人们不寻常的经验。这种患病的经验或通过疾病表现出来的经验丰富了关于人类存在的知识。其次，疾病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作为比喻（象征），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生活的进程对他来说不再是老样子了，不再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了。另外，在文学中以主题出现的疾病之间存在质的差别。卡夫卡的小说《乡村医生》中的创伤的象征意义不同于托马斯·曼的《死在威尼斯》中的伤寒，或阿尔弗雷德·库宾的《那一边》中的癫痫，或尼古拉·V·果戈里的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精神病。

 　　作为提示，一般可以这么说，文学中的生理疾病多半是指具体的、医学上可以描述的病理现象，而精神疾病的文学形象可以是不系统的、古怪的或虚构的。同样，文学描写中的精神疾病形象更能表现人们交往中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表现失败的交往或根本没有进行交往的问题；而生理疾病虽然也用来比喻异常现象，诸如孤苦、失常和离群等，但并不排除个人可表述自己病痛的体验。两种疾病都在文学中被状写，为的是形象地再现人们的危机状况。疾病便以此组合进“个人——疾病——社会”这个病理与社会三角形。疾病属于经验范畴，但还伴有比喻功能，以揭示社会和个人的“失灵”。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在比较研究以前就弄清，疾病描写是不是作为题材、比喻、象征或是实际主题，以保证文学描写的可比较性。

 　　2．生命的升华和生命的贬值

 　　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总是和疾病这个事实同时出现，亦即生命的升华和生命的贬值；两种观点也出现在文学表现中。生命升华的观点以多种不同看法为根据。古典时期把神经错乱说成上帝的启示；德国中世纪“可怜的亨利希”（哈特曼·封·奥埃——1165—1215——所作同名传奇的人物）经历麻风病的不幸而感知上帝的仁慈；因肺结核而早逝的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即：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1772—1801），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影响深远地把疾病肯定地说成创造力，说成一种虽然充满痛苦，但能获得精神升华的生命浓缩的状态。患病可以是“一种刺激生活，刺激丰富多采地生活的强有力的兴奋剂”，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持这种观点。在这样的传统下，创造性和天才与疾病连在一起的思想在十九世纪广为流传。因此就得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在现代欧洲文学中频繁地令人惊异地碰见：疾病可以成为一种升华生活的、超越现实的、使个人品格和认识能力得到发展的状态。有人有时甚至会完全不现实地把疾病理想化。然而正是世界文学中的伟大作家，他们在描写疾病的时候多半展示了它们的矛盾（双重）功用和结果，揭示正面，也加上反面，即生命贬值的一面（例如M．F．陀思妥耶夫斯基，马赛尔·普鲁斯特，弗吉尼亚·吴尔夫，弗郎茨·卡夫卡，托马斯·曼，R．M．里尔克，安德烈·纪德，夏尔·波特莱尔等，就是这样做的）。

 　　显而易见，生活贬值的观点，不仅出自痛苦的经验，而且也由于疾病的摧毁力。疾病削弱病人，限制他，使他失去活动能力，减少他和周围世界正常的交往，使他日暮途穷而不得不依靠他人。疾病导致病人产生软弱、畏葸、厌恶、异化和悲世的情绪，导致精神和肉体的衰败并把病人隔绝在一个无望的世界里。这一面常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得到突出表现，并和社会批判的思想内容连在一起（如康士坦丁·费定的《阿尔克图尔疗养院》，赫尔曼·海塞的《疗养病人》，J．-P．萨特的《疾恹恹的天使》，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斯坦尼斯拉夫·雷姆的《神化的疗养院》等）。

 　　3．个人和社会

 　　疾病将个人和社会置入一种特殊的、亦即不是一般通常的关系之中；它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作为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介入个人和周围世界之间本来很正常的关系之中。病人在患病时向社会谋取他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社会又反过来解除病人在正常的健康情况下作为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文学上和这些关系有联系的因素和影响是值得研究的。

 　　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个人的境遇，看到他由疾病而产生或加剧的需要、困顿、恐惧、意愿和要求。中国的根据我不知其作者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十六号病房》，就以四个肺病女患者的事例，向人们展示了各人对同一病症的反应以及生病时改变了的心理行为方式。

 　　这里就给文艺评论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疾病是否可以被写成一种对社会关系已经发生的偏离状况的表露，得把这种偏离视作疾病的本源，或首先是疾病成了关系变化的原因？在文学作品中以疾病为主题有什么功用呢？它应该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并使之跃然纸上？或是它应展示通过疾病而在传统关系中发生了社会不得不作为例外而接受的变化，接受病人这种有期限的特殊存在？

 　　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个角度讲：社会对患病的个人如何反应？能否保证对他进行保护和帮助？或是对病人的苦难置若罔闻？文学是否完成了它的任务：描写现实关系，或以病人世界如病房这个缩影来形象地反映社会，用以批判地指出一个非人道的社会状况？巴金的《第四病室》展现了封建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中的一个作为希望象征的正面形象：一个女医生努力和病人的疾病作斗争。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要借助于省医院的癌病房这个世界一隅来揭示被他视作“恶性肿瘤”的一个社会的弊病。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医疗机构的主题中，在把个人和机构联系起来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展示，至于涉及的是疗养院、医院、传染病院，还是癌病房或精神病院，这都无关紧要。上文提到的中国作家的对病房世界的描写，一方面从个人心理角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除此之外，还有一篇题目相同的小说，只是房号不同，即安东·契河夫的《第六病室》，它也许是后人的有些描述的楷模。这篇小说中的疾病主题得到了深化，因为医生最终自己也成了病者，成了神经失常者，误以为他在第六病室中能找到他所不知的真理。

 　　4．研究领域

 　　a.疾病主题的历史 　　需要着手探讨的还有文学疾病主题的历史发展。肺病以主题出现在当代文学中比癌症少得多了。可以预料，爱滋病（AIDS）不久也将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中的疾病意义也会在文学史的发展中随着各种疾病及其特有的结构的变化而变迁。

 　　对疾病的观察方法和论断也在变化，例如肺病曾被看作一种特别是使艺术家感情细腻和敏感的疾病，虽然它当时也被医生现实地描写成“无产者传染病”。然而，这个病曾往往使人反生有幸中选之感，并且更奋发地投入生活。癌症常与个人的失灵和失败的虚幻想法连在一起，就象美国随笔作家苏珊·桑塔格所指出的那样。医疗上的各种变化在文学疾病主题的历史发展中同样起作用，这同样可以肺结核为例。行之有效的化学疗法使以前得在疗养院中长期治疗的肺结核病作为文学主题几乎告罄。

 　　b.疾病美学 　　从美学角度可以发现，把疾病当作丑恶和否定因素列为禁忌已经在文学发展史上发生了变化。尤其在表现主义文学中，常以令人厌恶的现象为主题从反面来证实自己的存在。须得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中，这些历史发展有多少相似之处以及它们在什么前提下彼此一致。在西方思维中，对现存真理的探索越来越强烈地借助于“丑恶之尊严”来体现。

 　　c．诗学角度 　　诗学的课题在于对表达的方式方法的考察。疾病的结构可以付诸作品结构，被表现的病人的时间和空间经验可以在文学作品的时空构造上打上烙印。 　　旨在语言分析的研究所探讨的是，一种特殊病象一一如神经分裂症——在作品的语言结构上留下了多少痕迹，是否可以在字里行间抓住一些超出语言的疾病表达方式。 　　饶有趣味的是，是否可以证明：文学介体以及在文学中表达的疾病经验又反作用于语言并改变语言习惯。这既指文学表达形式进入日常语言这一状况，超现实主义便可以作为佐证；而且又指日常生活中或非文学领域里疾病被用来做比喻这一事实，例如把一个社会团体说成“健康机体”或“病态机体”，把社会不安定因素说成“病灶”、“溃疡”，这又——意图不同地——被纳入文学并扩展为象征。（参见托马斯·曼的《魔山》）

 　　文学疾病主题的教育学方面是通过文学的美学方面而获得的。它所论及的是文学处理中的疾病可以成为健康人的学习材料，它说出了通常情况下几乎无法体验的事理。通过美学介体的客体化，不知不觉地告诉人们如何克服疾病，并给人以生活指南。

 　　d．各文化间的人类学 　　需要探讨的是，是否可以把各种文化中某种疾病主题的各种特殊表达意向结合起来，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这些表达意向是否可以被修正，或者是否可以把这些内容的不同表达看作是对各种文化形态都行得通的。

 　　界限与展望

 　　以上关于比较研究中疾病与文学问题的看法并不忽视它们的界限，尤其是医学领域的界限，文学是无法逾越的。

 　　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任务在于，运用自己的比较方法揭示不同文学作品中相同、相等或者不同和相对之处，从而在某个方面对文化、世界观以及现实中的差别作出解答。

 　　因此，我们不仅获得了对于疾病的诠释，而且也获得了关于健康、人的存在以及生存的意义和目的的各种人生观的精华。相同的题材、相同的疾病，经过不同作家的处理，之所以可以进行比较，关键是疾病多半先由医学作了自然科学的客观描写。因此文学在这里不仅是传递美和高雅的介体，而且也是已被深刻认识的存在着的真理之要素。

 　　当文学内容被作为自然科学事实接受时，界限便确立了。文学的典型性永远不应该与医学的现实性相混淆。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表见解，用自己的方式对自然科学的观点进行补充，而不是反驳。文学用语言对人的本质所概括的那部分，正是医生的视野所不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复杂的人体组织正常和失灵只归因于那些在文学中做主题的个人或社会问题。

 　　在文学中，现实以及社会关系总是与主观认识和客观诠释分不开的。这就使作品中的观点获得了永恒性意义。

 　　这样，艺术和医学又相互补充，成为——永无止境的——关于人的边缘学科和交叉文化的科学。方维贵译

 　　*维拉·波兰特（VERAPOHLAND）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本文系提交“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1985年10月29日—11月2日）的论文，作者特予本刊发表。

 　　参考书目：

 　　1、盖坦诺·贝内德蒂：《创作的精神病学方面与精神病学的创作方面》，格廷根，1975。

 　　2、莱昂·贝内特，皮尔·瓦莱瑞·拉多特：《医学与文学，医学中的迷狂》，扩展出版社，巴黎，1965。

 　　3、G.P.比亚辛：《文学疾病，从病理学到本体论》，见《现代语言诠释》1967，第82期，第79—10页。

 　　4、迪特里希·封·恩格尔哈德：《近代医学和文学——观点和角度》，见《德国文艺理论和精神史季刊》，1978，第52期，第3本，第352—380页。

 　　5、霍斯特·盖耶：《迷狂的作家，心理异常状态的文学表达性之研究》，福兰克福/柏林，1955。

 　　6、彼得·戈尔森：《艺术与疾病，审美想象力的变态》，法兰克福／美因河，1980。

 　　7、格哈特·艾勒：《精神病小说》，斯图加特，1965。

 　　8、温弗雷德·库茨朱斯（编者）：《文学与精神分裂症，一个边缘领域的理论和诠释》，蒂宾根，1977。

 　　9、维拉·波兰特：《疗养院作为文学场所，医疗机构与疾病作为社会批判和生活分析的介体》，法兰克福／美因河，伯尔尼，纽约，南锡，1984。

 　　10、苏珊·桑塔格：《疾病作为象征》，慕尼黑，维也纳，1978。

 　　11、琼·斯塔罗宾斯基：《精神分析与文学，精神分析的文学》，亚历山大·米切利希编选，法兰克福/美因河，1973。

 　　12、约翰纳·特劳特曼，C·波拉特：《文学与医学，书名，主题和注释》，费城，1975。

 　　13、西蒙·费斯蒂克：《小说中的病人》，阿姆斯特丹，1977。

探讨文学与医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著名德国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为他是作为和谐之神供人祭祀的。”“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Hei-lkunst)。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的。